武汉刑事律师  湖北刑事律师
service tel

18971601369



18971601369

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绿地楚峰大厦

当前位置: 首页 刑事业务 无罪辩护

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精神是:任何人未被法庭最终确定有罪之前,应被假定为无罪。无罪推定的价值选择不是为了发现犯罪事实,而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免受无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诉讼中把被告人视为诉讼主体并在诉讼中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它在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适用体现在刑事证据制度中。目前,由该原则衍生出与刑事证据有关的三大规则,对于从根本上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和观念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疑罪从无”规则。

“疑罪”,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即: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两难情况。我国在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之“疑罪从挂”的现象,即对于事出有因,又查无实 据的疑难案件,先挂起来拖着,对已经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则实行长期关押不予释放,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

    所谓“疑罪从无”,即控诉方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时应作无罪处理。它不仅是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派生标准,即对任何一个案件的认定必须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如果达不到证明有罪的标准就会形成疑案。无罪推定原则对疑案的处理是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即在判决的结果上宣告无罪。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些规定,是我国确立疑罪从无规则的显著标志,它是证据采信规则的重要法则,该规则强调证明有罪的责任应由控诉机关来承担,控诉机关,如果不能证实犯罪或者依据收集到的证据定罪存在异议,则应作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解释和处理,罪轻罪重不能确定时,应定轻罪,有罪无罪不能确定时,应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即控诉方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时,应当作无罪处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从保护人权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作出无罪判决。这一规定同国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反映出了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我认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虽说实质上属于无罪判决,但仍是区别于实质意义上的无罪判决,这也是在 法律的表达上另列一种的原因。毕竟其是有罪怀疑的无罪,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无罪。关于“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变更问题,笔者也赞同不能有任何随意性的观点。不仅要从理论上完善人民法院判决的变更问题,也要在实践上切实贯彻起来,必须合理而又严格地适用审判监督程序,才能顺利有效 地进行审判工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审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使得人权得到切实保障,最终才能体现出法律的公正、权威和尊严。

    (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只能是控诉机关,控诉机关必须用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对被告人的指控,而被告人不负有举证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该原则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求控诉机关证实被告人有罪而提供的证据必须超出合理怀疑的程度,控诉机关不能通过法定的犯罪推定降低证据的标准。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是由检察人员承担的;自诉案件的证明责任原则上由自诉人承担,若被告人提出反诉,则应当对反诉举证。但这并不恙味着证明责任转移到了被告人身上,因为此时反诉 人成了反诉的原告。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 第 137 条第(一)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审理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第140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这些规定都说明收集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在国家司法机关而不在被告人。如果要求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势必又要走回有罪推定的老路,同时也会导致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进一步滋生和蔓延。我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不承担证明责任,不等于说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不可以举证。在实践中被告人为了证明自己无罪或者罪轻,往往都会举证或通过辩护人举证。但必须看到,这里的举证是基于其辩护权而进行的行为,而不是基于证明责任而进行的诉讼行为。从权利的角度讲,如果不举证就意味着败诉的风险。强调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就是要求在实践中不能根据被告人没有举证就认定其有罪。

    (三)沉默权规则

    沉默权规则基本含义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追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讯问,不说话或者停止说话,以沉默的方式反对强行要求作可能导致刑罚或者更重刑罚的供述的权利。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沉默权,或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从学理上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这也是其在法律上的本质。沉默权最早渊源于英国,后又在美国推行,并波及欧洲诸国,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现在不少国际文件都有规定。从沉默权的提出到广泛适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12世纪之初,沉默权就作为辩护理由来对抗宗教法庭不人道的审讯方法。在西方,沉默权是一项自然权利,是一项人权。沉默权在加强控方举证责任的同时也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力量,有助于抑制警方的暴力、制约强大的警察权。而在我国,关于能否确立沉默权的争论一直相持不下。有的学者主张引入沉默权,也有的学者反对引入沉默权,还有的学者认为对沉默权既要引入又要限制。从以上可以看出 ,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这些规定与西方国家刑事诉讼中的 " 沉默权 " 不是一步之逗 , 和无罪推定所要求的沉默权在立法精神和价值目标选择上也相去甚远。因此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未真正地完整地确立起无罪推定原则 , 而是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并参照外国有关此类限制的做法 , 真正吸收这以原则的合理内容 , 而不是流于形式 , 使之在扬弃过矛主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我认为 ,“ 坦白从宽 , 抗拒从严 ” 的政策已经逐渐不再适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发展的需要 , 应当逐步向 " 允许保持沉默 , 主动坦白从宽 " 的政策方向发展。这样不仅能有效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 还能促使办案人员提高侦查素质 , 由此可以使他们将办案的重点转移到查证、取证、举证上来 ; 同时。对确属愿意坦白交待、检举主动的犯罪嫌疑人 , 仍给予法定的从宽出路。两者相结合 , 既尊重了相关国际文件的准则 , 也体现出了我国刑事诉讼 法律的内在精神。当然 , 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沉默权只是普遍意义上的而非绝对的沉默权。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对沉默权的适用都增加了一定的阳制 , 这些限制只要是指如果控诉方实施了有说服力的举证 , 但被告人仍然保持沉默不作任何辩解或坦白交代的话 , 法官将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推论、解释以至判决。这种限制在我国即表现为 " 零口供 " 现象 , 我国己经有了相关案例的审判 , 即对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 , 但犯罪嫌疑人仍保持沉默的 , 法院将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有罪判决。这种限制实际上隐含着推定默认的意义 , 它比较明显地体现了不鼓励真正的罪犯不说出真相的立法意图 , 也体现了确立沉默权的国家对沉默权实体和程序困境的一种协调。从司法程序结构理论上来讲 , 控诉方凭借国家资源优势而形成控诉强于辩护的事 实上的不平等 , 需要设置无罪推定、沉默权和举证责任由控诉方来承担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举证责任由控苏方来承担是直接加大了控好的难度无罪推定和沉默权则直接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力量 , 这样的制度设置体现了刑事诉讼对控辩平等的追求。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绿地楚峰大厦    电话:18971601369     传真:
Copyright © 武汉刑事律师网 湖北刑事辩护网 版权所有     ICP备案编号:鄂ICP备2022018713号-1
Copyright © 武汉刑事律师网 湖北刑事辩护网 版权所有